荣臻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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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设有定唐县。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在聂荣臻、萧克将军率领下,县委书记杨培生、县长杨钧、县武装部长杨义来、以及王志清、刘学田、田兴山、马玉科带领晋察冀军民先后在修建了自曲阳引大沙河水至新乐县北部的渠道,取名“抗战渠”,又称“荣臻渠”。
中文名
荣臻渠
始建于
1941年
建成于
1948年
总长度
21千米
别 名
抗战渠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10月,西羊平村乡医刘稳立萌发引沙河水灌溉羊平一带农田的想法,遂自费去天津请基业公司技术人员来家,经过3个月的测量绘出开渠引水蓝图。因资金缺乏,国民政府不管而搁浅,后求助于无极县华洋益振会,亦未能如愿。有民谣曰:要追大渠的根,请问刘老稳的孙。
民国29年(公元1940年),刘稳立之子刘作中、刘作琴、刘作梅、刘作兰,之孙刘增生、刘增减及族侄刘呈祥、刘丰年、刘幼纯,族孙刘古城等12人又拟开挖沙河大渠。刘作中携文图呈于县抗日民主政府。8月召开的县首次参议会通过了开挖沙河大渠的提案。县政府随即呈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得到批准。接着组成挑渠委员会,主任由北养马杨彩章担任,副主任由刘增生担任,刘作中负责宣传报道,聘请北故张刘怀金为施工指导。民国30年(公元1941年)4月开工,边区行政委员会派袁子钧,专署派孟晋卿负责技术指导,县政府实业科长王德润主管此项目。
施工开始后,当地民众积极参加,争相出力,边区亦不断拨出粮款予以支持。民国31年(公元1942年)2月,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肆破坏,挖渠工程被迫停止。日军在大渠周围修筑炮楼8座,使工程难以恢复。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后,于民国33年(公元1944年)春恢复施工。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民众边抗战边挖渠,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成立合作社,组织入股。六、七、八区共入劳力股68.75万个工,米股33.53万斤。8220个劳动力投入了施工。合作社下设工程股、供给股、会计股。村民自愿组成包工队,实行轮流拨工或专门技术拨兑制,做到开渠生产两不误。开渠按劳动效率的高低计工计酬,满10分工值4.5斤小米。施工中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不少小发明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劳动效率最高达13分。西羊平村刘呈祥创造了滑车,较之每人每小时担土快三分之一。南洼里创造了滑辘轳,效率相当于人背石头的3-4倍。南故张村有半数劳力投入到挖渠工程,施工进度很快。全渠开挖土方(法方)34.38万方尺,用工22.03万个;石方(法方)4385方尺,用工22.86万个;桥梁、渡槽、水沟用工7.94万个。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大渠胜利竣工。当地民众出于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爱戴,请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书写了荣臻渠匾额,由西羊平石雕艺人雕刻,镶嵌于渠首桥闸处。渠长13公里,可灌溉农田2.4万亩,受益村社23个。建国后扩建支渠3条,灌溉面积发展到8.5万亩。1957年10月,聂荣臻提出将荣臻渠改为抗战渠,把功劳归于人民群众,自此荣臻渠、抗战渠并称。文化大革命中,荣臻渠匾额遭到破坏,臻字无法辨认。1970年冬,二干渠在晓林乡辛庄与抗战渠接通,原抗战渠引水口废止。1985年,特请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补写了臻字。原匾额收藏在县文物保管所。[1] 
在全国范围内,“荣臻渠”知名度不高,但在我的家乡曲阳县,至少在三十年前几乎家喻户晓。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虽不明所以,但老辈儿人的嘴里时时念叨,想不听都不行。于是,我的耳朵里很熟、很牢固地存在着这个名词,但对其细节包括起止地点、流经村庄、修筑规模、受益面积等却是多年来未曾弄明白过。前年同胜良偶然来到了西羊平村头,也只是拍了一张宋劭文题写的碑文而已
  一梦醒来,已近人生的黄昏。好在我是土生土长的曲阳人,有了目标,自然能达轻车熟路之境界。亡羊补牢,晚不晚且不管它,先补上再说。我们看不到荣臻渠的清清流水,还不能看一看曾经水流漫过的渠底渠帮?
  6月29日,星期六,我和胜良例定的出行日子,只不过,车上坐着咱的内当家。她见某家每次踏访归来都要恶睡半日,搞不懂什么样的景观或探险可以使我们有如此高的兴致、兴趣而导致了“回窝”后的身心俱疲,狼狈不堪,于是决定以监督的身份一探究竟。不过,谜底解开,她大失所望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对破烂不堪的土墩子、石柱子、木橛子有兴趣,这就是两个精神病!我俩相对大笑。
  店头村位于曲阳县的西南,大沙河的东岸。京昆高速从其村南掠过,虽然相距不过百米,但却没有出口。于是,我熟门熟路地从行唐出口下来(省下了15块钱的高速费),经过贾木、齐村、南桥、南龙岗、北龙岗等村庄,越过大沙河,直入曲阳境内。这一段的大沙河是曲阳与行唐的界河,河中流淌着还算清澈的河水,只是由于前几年人们大量采沙和挖沙吸铁,将河道分隔得奇形怪状,看上去完全不像一条河而极似一个个不规则的人工湖。过河后曲阳的第一个村子是西赵厂,然后是晓林。穿过村里一片嘈杂的集市和东西向的京昆,南行二里便是店头村了。很让人高兴的是,我在晓林村南路边邂逅相遇了一位阔别41年的高中时最为要好的同学老茹(声明:是男同学),在有机会一叙旧情的同时凭空地增加了一位向导和讲解员。还别说,如果没有他,很多内容有可能错过呢。
  荣臻渠始开工于抗战时期的1941年,许多资料对其记述多以渲染边区政府的政绩为主。王英慧发表于《党史通讯》1993年第一期的《荣臻渠》一文,对其细节多有记述,但歌功颂德的成份仍占有主导的地位。比较一下,《曲阳县志》的记述似较为客观。择选一下,大概的要点如下:
  1、尝试修渠的记录。曲阳南部多有修渠之议,但因多种因素一直未能付诸实施。最近的一次为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西羊平村的乡医刘稳立发起,未果。
  2、发起与实施。《曲阳县志》说,民国29年(公元1940年),刘稳立之子刘作中、刘作琴、刘作梅、刘作兰,之孙刘增生、刘增减及族侄刘呈祥、刘丰年、刘幼纯,族孙刘古城等12人又拟开挖沙河大渠。刘作中携文图呈于县抗日民主政府。8月召开的县首次参议会通过了开挖沙河大渠的提案。县政府随即呈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得到批准。
  3、流向与路线。渠道线路始自七区西北的钓鱼台,东向穿元坦山口,绕穆山、黄山南麓,经狗塔坡、刘堡内直入孟良河。经过村庄包括:店头、南辛庄、张家庄、元坦、北养马、田庄、北故张、西羊平、刘堡内等。
  4、工程规模。主干渠长40华里,7条支渠长约70华里。工程涉及涵洞、渡槽、落水、桥梁103处,前后历时六年,总用工2398458个,挖土1040950方,凿石352750方。
  5、组织。《曲阳县志》说,边区政府批准后组成挑渠委员会,主任由北养马村杨彩章担任,副主任由刘增生担任,刘作忠负责宣传报道,聘请北故张村刘怀金为施工指导;但《荣臻渠》一文却说,1941年1月25日正式成立了开渠委员会,西羊平村刘志杰任主任,北养马村杨彩章任副主任。下设财政经济、总务、工程建设、组织动员、交际五个股。刘怀金任工程股长,张志廉、王志厚管总务,郝家三管财务。
  6、边区及县政府的支持。边区政府批准贷款7万元,拨给小米4万斤,并派来袁子钧、孟晋卿两位工程师帮助对大渠进行全面的勘查测量。
  7、资金来源。资料未反映工程总支出情况,但大的原则是“依靠群众、民办公助、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后改为组织村民入股的办法。《曲阳县志》说,六、七、八区共入劳力股68.75万个工,米股33.53万斤。开渠按劳动效率的高低计分计酬,满10分工值4.5斤小米。施工中劳动效率最高达13分。
  找到上述资料,读着读着却觉得变了味道。
  按照发起过程和修渠组织的性质,荣臻渠应是一项典型的民间发起的水利工程,县政府和边区政府只是做了”通过提案“和”批准“的工作,怎么就能和政府的政绩挂上了必然的联系?怎么就可以达到以边区最高军事长官命名的高度?倒是西羊平村的刘家,以数代人的精力、财力和毅力,以一个普通乡民(或乡绅)的身份,代表数十个村庄的利益开渠引水,造福乡里,实乃大仁、大厚、大慈、大善之举,令人肃然。《曲阳县志》说,刘稳立原是西羊平村的乡医,民国20年(公元1931年)10月萌发引沙河水灌溉羊平一带农田的想法,遂自费去天津请基业公司技术人员来家,经过3个月的测量绘出开渠引水蓝图,因资金缺乏、国民政府不管而搁浅,后求助于无极县华洋益震会,亦未能如愿,可谓壮志未酬。1940年提出修渠时,发起人全部都是刘稳立的子、孙、侄及族人,这里边除了修建大渠的一份宏愿外,明显地还带有了继承先人遗志、“世世代代无穷匮也”的孝道精神和意志。所以,要说修建大渠之功,刘家应是首屈一指。我个人以为,即使给尊敬的刘公稳立在渠头刻上一座雕像也不为过。然而,我们多年来听到的宣传却大相径庭,以至刘稳立的名字也可能被人们遗忘了。不过,这一带曾有民谣曰:“要追大渠的根,请问刘老稳的孙”,说明了刘稳立在修建大渠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民间的影响程度,人们心里还是有杆称呢。
  不错,边区政府曾有贷款7万元和拨小米4万斤的财力支持。但我们依据以上资料算一笔账,就可知道这个数字绝对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边区提供的是贷款,最终还要偿还。工程的总用工近240万个,农村计算一般每10分为一个工,而10分工的价值为4.5斤小米。以此计算,大渠共需小米1080万斤,4万斤小米只占其总数的千分之四不足,而乡民的米股达到33.53万斤,劳力股68.75万个工。也就是说,村民中富裕一些的是以小米入股,而穷困的农民只能以干活作为投入。大渠后来的收益、分配以及还贷情况已不可考,小米股和劳力股如何分红?难道是以用水免费的方式不成?我想,大渠的发起者和设计者——刘氏的儿孙们肯定会对此有一个详细的、周全的安排,只是官方对此并不关心,以至资料和信息消失于70年的岁月中,这一切一切,岂是勒一块石碑由一个名人写上另一个名人的名字就可以记述的么? 历史总是人民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现存的大渠旧道无声地证明着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一处处的涵洞、渡槽,向我们述说着当年工程的原始、宏大、浩繁、艰难程度,以及劳动者们付出的汗水和艰辛。
  辛庄村北的一处渡槽。这是老茹在从元坦看完隧道后回程中特意指示的目标——去时我们从上驱车而过却浑然不觉。老茹说,这里是一条小河,修渠时就造了这个渡槽,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十字形的架构——东西向的河床和南北向的大渠。数十年前,渠水在上,河水在下,”渠水不犯河水“,老茹小时候就经常在这里渠水、河水互串地摸鱼嬉戏。后来大渠废弃了,渡槽就成了一座桥,当年渠水流过的地方成了人行车驰的路,现在又铺上了柏油,人们已经不知道或已经忘记这曾是大渠的一部分了。我们下到河底,仔细地端详这一当年的”重点工程“。渡槽长约百米,全部青石砌就,两边有引桥,中间是若干个石桥墩分割成的桥洞。老茹说得很肯定,桥洞是一十六个,故而叫十六孔桥,认真地数上一数,果然没错。眼下小河宽约两米,水流舒缓,清澈见底。胜良问这是一条什么河,老茹答河太小了,没名啊。
  元坦村东的一处渡槽。如果说十六孔桥以长见长,那么这里就是以高取胜。渡槽高约七、八米,下端仅一孔高约三米的石拱桥洞。穿过桥洞,东边即是一条山沟。这里平时是村民上山种地的路径,下雨了,又变成了山水泻下的通道。渡槽全部以石砌就,白灰沟缝。块块青石上,刀斧砍凿之印历历在目。爬上顶端,但见渠底萋萋离离,长满了杂草。老茹说,由于六十年代荣臻渠与沙河干渠的连接,这一段渠道在二十年前还不时放水,现在还能够使用。
  元坦山口隧道。渡槽南行数百米,便到了我们要重点观勘的元坦山口隧道。这里的地势陡然升高,以致渠底渐行渐深,终至由挖土改为凿石,开渠难度显然大了许多。站在渠侧往下望去,渠深已达十米左右,两侧山石嶙峋,不时有枝桠横生挡住我们的视线和相机镜头,那是杂树在石缝间顽强地生长。前方渠道戛然而止,只余石壁下方一个黑黑的窟窿,那便是大渠最大的工程——元坦山口的隧道。资料说,隧道长63米,高2.5米,宽4.5米。63米的长度,在今天的高科技条件下自是不值一哂,百米飞人博尔特跑完它只须6秒左右,而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动辄便是上千米,可70年前,人们手里拿的是铁锤钢钎,运石时可是户挑背扛啊。老茹说,这一带山坡大部分是花岗岩,坚硬异常,当年可是费了大力气。《荣臻渠》文中说,“开山的人们在顽石上打炮眼,一锤下去,只见一个白点,放一炮,只能崩出一个小坑坑,可人们硬是把石头一块一块凿下来,又一块一块,一担一担从离地面七,八米深的沟底运上来。手震破了,肩膀压肿了,脚出血了,谁都不叫一声苦。”我认为,叫不叫苦是一种渲染,但人们心中一定有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观念。63米的山洞,相比太行、王屋自是渺小许多,但修渠史上的确称的上是一项壮举。胜良兴致很高,踏岩踩石,攀藤附葛,居然下到了渠底,拍到了穿越63米长度、对面透出亮光的照片,我呢,则站在渠岸上唏嘘不已。
  然而,这样一条历经劫难的水利工程却在今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位网名称为“荒野独行”的博客主人在回到原籍北养马村、看到残破的大渠时感慨万千。的确,大渠已经在水源逐渐枯竭、农业倍受冷落的境况下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废弃。我们在村里打听荣臻渠的情况,村民大多用奇怪的目光注视我们,遇到年轻人,更是一脸的茫然。所经之处,一种萧瑟、凄凉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弥漫在我们心里:辛庄村边,大渠已被填塞盖上了民房;张家庄渠桥两侧,堆满了色泽各异、奇臭无比的垃圾;北故张村中,村民用两根石柱树在渠内,悬空扩大了自己的院落;西羊平村头的“荣臻渠”石碑旁,一面“订做成品料”的蓝色广告牌与其争奇斗艳。从北故张村东的渠闸向外望去,近处农田尚有青青的禾苗,但不远处即已成为存料、运料、裁料的大石场。黄山一侧,一辆七、八十吨的大型卡车满载石料呼啸而下,卷起漫天的尘沙久久不能散去。近年来,黄山、穆山两侧的曲阳石雕产业名扬全国,给人们带来了金钱,带来了富足,有谁还能重视那产米产麦的一亩三分地?有谁还能关心哪块地属于旱田或是水浇田?我们庆幸当年并未给刘稳立老先生塑像,不然地话,他老人家看到此情此景,还不得涕泪交流、跳河上吊抹了脖子?
  诚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兴盛和衰败的过程,且带有一连串的类似生物生态链般的因果关系。水之不存,渠将何流?田已不种,引水何用!沙河已经不再以过去的洪水泛滥为患,而是深以缺水断流为忧。我们历数发源于太行的河流,哪一条不是甫出山区即尽呈干枯、干黄之态?一块农田,种之可能勉强收回成本,用于工商则可能是数倍或数十倍的收益,傻子才会选择前者。即使是当年义无反顾地倡导修渠的刘稳立的子孙们,也不会如老僧入定般固守那一丝不切实际的憧憬和念想。我们说,其实受到冷落的不是大渠,而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农业、农民和农村;不是人们抛弃了大渠,而是国家抛弃了大渠。想当年,聂荣臻和宋劭文们从渠水浇灌的数万亩良田中增加了多少税粮从而导致了抗战胜利的经验,早已不是现任“父母官”们案头的要件了。
  下午三点半钟,我们又一次来到西羊平村的“荣臻渠”石碑前拍照。站在碑座上四处张望,大渠竟没有留下任何迹象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于是,我悻悻地招呼胜良:上车![2] 
参考资料
  • 1.    韩爱营等.《曲阳县志》.曲阳:新华出版社,1998年
  • 2.    走读荣臻渠  .百度贴吧[引用日期201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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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